“中国组建人类药品史上最大规模的临床实验。”

　　“神奇药丸的传奇之路。”

　　“诺奖学者做性药。”

　　相较于国内舆论的矜持，外国媒体就没有那么讲究了。

　　对他们来说，消费名人和故事，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天性。

　　稍微带一点颜色的故事和名人，那就更加完美了。

　　就是相对严肃的CNN之类的媒体，也由美国脸的白人主持人，正襟危坐的报道：“据说，来自中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锐教授，正在研究一种新的药品，似乎能够解决所有男人的**问题……”

　　比起矜持的中国人，美国人民的兴奋度明显更高。

　　80年代和90年代，简直就是美国的黄金时代。

　　经济持续增长，敌人衰弱无力，就业率高企，工资涨的飞起，物价低到天天开party，全世界的美女纷至沓来……

　　除了绿钞，能够刺激男人神经的，就只有女人……和漂亮的男人了。

　　阻止他们兴奋的一切，仿佛都消失了。艾滋病被橡胶罩暂时阻止，赚钱的辛苦被经济增长暂时阻止，寻根配对的困难被party暂时组织——唯有海绵体的软弱，是真正的软弱。

　　西地那非，是一记强心针！

　　而且是诺奖获得者打出的强心针。

　　科学，就是如此的令人信服。

　　90年代，在原子弹爆炸，登月成功，天花等多种疾病被治愈的世界里，大部分人对于科学其实都是信服的。

　　为什么老太太们都喜欢相信绿豆治百病，粗粮能长寿？

　　那主要是老太太们想省钱，真到生了绿豆治不好的病的时候，最愿意去医院的还是老太太。

　　美国人堪称是最不学无术的国民了，但在电视里，如果有什么新东西出来的时候，他们最常用的手段，还是请专家出来站台。

　　只有科学专家站台过的伪科学，才能卖出科学的价格。

　　唯一能比杨锐这样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更令公众信服的，也就是白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了。

　　于是，几家电视台都不约而同的邀请了几名诺奖获得者上镜。

　　对科学家来说，获得诺贝尔奖，意味着社会价值的跨越式体现。

　　同样的一个科学家，获得诺贝尔奖以前，即使圈子里声名卓著，也很难传播到普通公众的耳中，其知名度或许还比不上十八线小明星。但是，一旦获得诺贝尔奖，他的名字的传播度就高了。

　　最重要的是，诺奖本身带有的名望是有加成的。任何一名学者，出去介绍自己名字的时候，即使没人知道，但只要旁人帮他加一句诺贝尔奖获得者，那就是全场的掌声。

　　欧美的娱乐产业发达，诺奖获得者的出镜率就更高了，面对媒体，更是一个比一个会说话。

　　“杨锐教授的水平非常高，以他的能力，专心钻研药物的话，我认为也是人类的福音。”

　　“在我所知道的科学家里，如果说，谁的攻关能力最强的话，杨锐教授一定是排名前三的。”

　　“没有人能跟得上杨锐的思路，他做科研经常都是很突然的，从我的角度来看，他应该是有一个思路，于是就去做，然后就做成的那种人吧。”

　　被采访的学者，无一例外的为杨锐说好话。

　　这就是学术界的现状，锦上添花者众。没有人会无缘无故的去怼诺贝尔奖获得者的。

　　尤其是年轻的，正在上升期的诺奖获得者，更是所有人都捧的对象。

　　像是发现了DNA双螺旋的沃森，他就是年纪轻轻获得诺贝尔奖，然后一飞冲天的。即使晚年被指责种族歧视，沃森依旧没有彻底倒掉。相比其他行业的达人们，公众对科学家的宽容度，以及科学家之间的宽容度显然要高的多。

　　尤其是知名科学家。

　　就杨锐现在的地位，他就是站出来反对进化论，大家都会首先思考一下——后世证明，进化论也确实是被挑战了。

　　至于做一款药物，虽然功能奇怪了一点。

　　但是，当记者问到“你们是否愿意试试这款药的时候”，大部分学者还是给出了肯定的答案。

　　只有少数听出了陷阱的学者犹豫了一番。

　　成名成家的学者的年纪都大了，需要帮助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嘛。

　　不过，绿石角公司还是聪明的发现了问题，迅速的转换话题和宣传，将西地那非形容成一种“帮你变成更好的人”的药物。

　　历史毫不意外的重演。

　　抗ED药物被宣传成春药，顿时缓解了用药的男人们的压力。

　　“我不是不行，是我想变的更强！”

　　这样的潜台词，显然能够让西地那非的销量更高。

　　销量高的话……杨锐其实也无所谓。

　　他当初可是将西地那非买断了下来的，华锐也是他的全资公司，虽然绿石角卖的越多，给他们的销售分成也就越多，但是，相比获得的利润，实在是九牛一毛。

　　而在国内，华锐尚在纠结公关思路的时候，民间思路已经自发转向了。

　　若是将后世的网民称作自来水的话，此时的各路记者与媒体组织，就是自来泉了，某些同志出于某些想法，更是化身趵突泉，各种为西地那非正名。

　　终于，随着参与的媒体多了，大家总算是找到了一个好的方向：

　　“提升国人体能！”

　　“强壮全民体质！”

　　“国货当自强，国人当强身！”

　　第一眼看到这样的报道的时候，杨锐还有些缺乏认识。

　　然而，只是几天的功夫，类似的报道却已铺天盖地。

　　更有利害的记者，找到关系，闯入河东大学临床实验中心，堵着杨锐采访：“杨教授，听说西地那非的上市日期，秘密决定于2月20日，是这样的吗？”

　　“临床实验还在进行中，我们还没有考虑上市日的问题。”杨锐被堵住了也没办法，只能和颜悦色的招待无冕之王们。

　　不过，国内的记者好招待，国外的记者就没有那么好说话了。

　　尤其是宣传部的领导亲自领过来的记者，就更要重视了。

　　偏偏外国记者不懂矜持，不明分寸，问题总是令人尴尬：

　　“杨教授，您自己是否用过西地那非？”记者的眼中，闪动着求知的光。

　　“临床实验期间，自己服用测试药品，好像是不太符合规范的。”杨锐还不能简单的回答一个NO，否则，明天的新闻说不定就是信任问题了。

　　年轻貌美的女记者，步步紧逼：“那么，杨教授，您发明西地那非的起因又是什么？”

　　杨锐觉得，对方真真的是在挑衅。

　　“西地那非并不能说是我发明的，它是辉瑞的成果。”

　　“但您花大价钱将之买了下来。”

　　“是的，我对它很看好。”杨锐一脸淡定的道：“最近一段时间，我对一氧化氮类的药品产生了兴趣。实际上，说的更明白些，为了加入人体基因组计划，我需要筹备一些经费以待用，我想做一款药品来达成这个目标。”

　　“自筹经费参加人体基因组计划？”年轻的女记者一下子就抓住了重点。

　　“没错，人体基因组计划是一个非常好的，又非常庞大的计划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，它的经费要求和实验室要求，都比较困难，我想做一些工作，来缓解资金上的困境。”

　　“据我所知，人体基因组计划是国家间的计划。”

　　“是的，如今中国经济尚在发展，国家能够用于科研的经费有限。但是，从一名生物学家的角度来看，我认为加入人体基因组计划刻不容缓，最起码，我们要对中国人的基因，进行一次普查，做一次基本的了解。这是利国利民的大事，如今，许多人对此并不了解，我认为，这就是我的责任了，我必须要做些事情。”杨锐将伟哥的开发，转化成了爱国情操，着实令记者惊叹。

　　“所以说，你要用西地那非赚到的钱，来资助人体基因组计划。”

　　“并不能算做资助。”杨锐立即纠正道：“实际上，我当初设想的，就是赚个几亿美元，临床实验既为国内的医药企业开创一个模板，又能弄出钱来做人体基因组计划。当然，现在来看，赚的要更多一些了，我准备分配到其他不同的方面，特别是在医药产业方面持续投入，以形成持续性的收益，反哺科研。”

　　伟哥一旦开售，赚到的钱绝对是现象级的。

　　对于国内任何一个机构来说，这笔钱都是超级诱惑。

　　也只有寻找到相应的名分大义，杨锐才有自由支配它们的可能。

　　至于说什么自己赚的理所当然的就是自己的，这种事想都不要想，美国人还收45%的遗产税呢，还说是均衡财富，人家爹妈辛苦赚的钱，就活该被你均衡呗，人家就不能留给自己家的傻蛙吗？——遗产税和打土豪分田地的区别，就像是推恩令和削藩制的区别一样。

　　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中国又是一个很讲人情味的国家。

　　大东亚共荣圈在民国以前运行的都是很不错的，日本鬼子运行不下去，就是把人情味给讲歪了。

　　杨锐扛着巨大的风险，自己负债去做西地那非，这本身就是值得褒奖的行为，拿额外的利润做科研，更是义理顺畅。

　　美国记者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变成了杨锐的传声筒，倒是旁边的宣传部官员个个点头，对杨锐的话，颇有些认同。

　　“所以，您在购买西地那非的时候，并不知道它会有现在的发展前景？”年轻女记者将话题拉了回来。

　　杨锐颔首，道：“对化合物的应用，这是人类目前并未掌握的领域，我对一氧化氮类的化合物看好，但要说它能好到什么程度，能具体用在哪些方面，我确实是不知道的。”

　　“但是，据我们所知，您在与辉瑞签订合约的时候，将降压功能以外的权益都锁定了。”记者突然掏出了利刃，一下子戳在了核心。

　　所谓得益者必有猫腻，从记者的角度看，出错的时候很少。

　　杨锐却是淡淡一笑。

　　他自签订合同那一天开始，就知道会面对这个问题，如何能没有防备。

　　面对闪着红点的镜头，杨锐的语气镇定，道：“因为西地那非在降压功能以外的利益，只有我才能挖掘出来。”

　　这种异乎寻常的自信，一下子就将记者的自信给打压了下去。

　　杨锐微微抬起下巴，道：“作为外行，你们大概不懂得一款化合物，发觉出一种新的适应症有多难，我这么解释，它就相当于你得到了一块三棱玻璃，你没有用它做装饰，你用它写了一本书叫《光学》。”

　　“《光学》是牛顿写的那篇？”记者总算是有些知识面的，马上追问道：“您是在自比牛顿吗？”

　　即使是夸张的美国人，也很少有人敢说自己能与牛顿比肩。

　　但是，诺贝尔奖获得者这样说，有资格驳斥他的，还真的很少，记者也只能提问。

　　杨锐饶有兴趣的看了年轻的女记者一眼，却是没回答她这个问题，而是继续道：“虽然西地那非的抗ED效果是意料之外的，但是，在购买西地那非的时候，我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即使抗压效果不行，我也有能力发觉出它的新方向。身为美国人，您或许不能理解，对于中国来说，1.8亿美元是多么沉重的压力，它可比辉瑞的合同，更令人感到沉重。”

　　杨锐稍作停顿，又道：“我是在近乎不能失败的情况下，选择了签订西地那非的合同的。而中国银行、建设银行、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，也是在近乎不能失败的情况下，决定投资我的。这不仅是眼光的比较，更是对自我付出的预判。”

　　宣传部的领导心有所感，都是沉重的点头。

　　1990年的中国，做出了太多的近乎不能失败的决定。

　　越是身在高层，就越能体会到那令人窒息的压迫。

　　在西方的绞索中喘息，并强颜欢笑，从来都没有什么游刃有余，有的只是血淋淋的伤口和不断的忍耐。

　　忍耐。

　　忍耐。

　　忍胯下之辱。

　　忍嗟来之食。

　　忍城下之盟。

　　忍蒲鞭之刑。

　　记者或许是为了节目效果，或许是真的说不出话来，一时间沉默了下来。

　　几名宣传部的官员互相看看，心里却都有了新的宣传思路。